4

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