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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疑惑的是，本来一个很清晰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文字的巨大转变？难道，这仅仅是文字的不同组合吗？毕竟，无论从哪两个方面讲，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和未使用过的卫生巾有着显明的区别，而强塞进嘴更不是中性词“贴到脸上”所能代替的。不知，相关方面痴迷于这样的文字游戏，到底意欲何为？而一个显明的事实是，这一用词的转变有利于副县长之女，不仅会直接左右公众的道德判断，更会间接影响这一事件的定性。

　　都说“刀笔吏”能以笔伤人，想不到这里，我们真的见到了这种文字的魅力；更想不到的是，这场副县长之女率众施暴竟然演变成了文字游戏。倘若真以文字之争代替事实之争，那么小艳已经未战先败了，因为论对文字的熟练掌握，一个初二女学生怎么能敌得过一帮成人笔杆子？

　　这种文字之争，我们在邓玉娇身上已经看到。日前，巴东警方发布通告，称“不存在邓玉娇被强奸的事实”。随后媒体人士柔岩质疑，邓玉娇案已经演变成一场文字游戏，一场智力角力。其判断依据是，当时律师见过邓玉娇之后对外公布的，是“邓玉娇自述遭受到了性侵犯”，可警方将“性侵犯”三字替换成“强奸”两字；而在此之前，警方同样在公告中把“特殊服务”替换成“异性洗浴服务”，将“摁倒”替换成“推坐”。如果说邓玉娇案中关键文字的巧妙转变让我们觉出了文字之争，那么，副县长之女暴打同学事件，同样让我们悟出了事件在向文字之争转变的迹象。

　　都说文品亦如人品，当一个为文者利用自己的文字技巧忽悠公众时，只能让人觉察出为文者的不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惟有读书高”的最大侮辱，这是对自己人格文格的最大讽刺。

　　虽然说副县长之女暴打同学事件的发生让人遗憾，但在此之前，尤其在副县长来到受害学生小艳的病房，“拉着她的手，说了对不起”后，事件其实正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然而，此时案情描述的悄然变化，却让公众先前产生的一点好感淡然无存。请注意，这位副县长是主管教育的，不知，教育局发出的这一通报有没有受副县长授意？如果授，那么之前的副县长看望小艳就纯粹是做秀；如果没授，那就说明教育局在以牺牲形象为代价向权力献媚。

　　而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源于权力的作用，都让人产生了淡淡的隐忧。试问，当权力黑手可以随意乱伸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有公正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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