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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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