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在各个行业开始了整顿，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恢复发展。但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他和毛泽东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当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是称赞和器重邓小平的，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国家治理好。在邓小平几次与江青斗争时，他都给予了邓小平有力的支持。但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他发动的这个“文化大革命。”

而邓小平的绵里藏针的性格也显露了出来。不说整个社会，单就从他自己无辜地受了六年的艰苦磨难来讲，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这样写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

但是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展示了与他一样的性格，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榕的书中还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坚持的最后原则。”（这些内容和文字均来自于中央文献室主编的《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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