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颤颤竞竞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洲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 "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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