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儿时的良好教育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使得李嘉诚能够避开那种早熟的人生虚无的一面，而对人情世故有着实在的把握：在求人中，生自励自助之心，同时也获得对世界同情的了解和爱。其良好健康的心态发展至此不是偏向乖戾，而是更为壮实，这一健壮的人格，对人性有基本的洞察把握，又绝无幻想、浪漫，即对什么是付出，什么是获得有入骨的理解。而避免感情外露、感情的冲突，在市场上搏杀不无冷血残酷，对敌人的算计能以10年20年为期，其坚忍、工于心计也许正由于这少年时的不幸。

　　也许对李嘉诚的人生境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其父亲李云经先生了。李嘉诚年少时曾在半夜醒来，看见父亲仍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这件事给李嘉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明史上总是有一些最平凡普通而也最伟大的场景，充分说明了生命的自我实现形式：无私、爱、无人闻问的付出，只对天地或说自我负责，至于世人理解这生命到什么程度，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了。对李云经先生这种小知识分子，我们社会里最常见的理解方式是：穷酸一辈子，那么辛苦，什么也没得到，不值得。我们蒙垢的灵性忘记了感动，忘记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人在支撑我们的文明。

　　从李嘉诚多年以后多次谈及此事看，父亲及其行为已成为一种象征。父亲和那一场景是对李嘉诚人生境界最有力的挑战、警示和支撑。不能只为名利，只做一个名利之徒，人生在世，有可能成就一种高尚的境界。李云经先生的为人，是作为儿子的李嘉诚不可超越的，那一境界只可以追随，可以参照。李嘉诚在社会上再怎么成功，如果他不能像父亲一样对世界有忘我的爱，如果他不具有父亲那样的境界，他就不可能告慰一生穷窘的父亲。

　　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广为人颂：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对李嘉诚亦如是。领受过，就起作用，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李嘉诚由寄人篱下到富可敌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个人的生命状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张狂和戾气，他仿佛无视自己财富的滋长和力量的扩张，只是沉稳地、老谋深算地注视着下一单生意。这期间既有职业金融家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又有着传统文明对财富的韬晦之术，有着传统的对世道人心的提防。纵观李嘉诚一生，他一直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规矩”和本分。中西文明在他身上，在他那一代香港商人身上有着较好的结合。 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展开极为复杂，国人只有在极短的时间里像日本人一样饥渴地、疯狂地学习，更多地时候在自傲与自卑、敌视与谄媚之间徘徊，而西方文明扮演了掠夺者、施惠者、肢解者、友爱者、守旧者、激进者各种角色，最终纷纷被扭曲、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神权的辩护士，自由主义成为腐败和剥夺的保护伞。传统的命运也是如此。而李嘉诚们在无言中，在亲身履践中将敬业与勤奋、财富积累与本分、自尊与孝顺成功地统一了，正是在这方面，李嘉诚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

　四

　　需要说明的是，李嘉诚在50年代的成功之后，在已使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之后，为什么没有改行，为什么没有读书？

　　在创业初期是有要像父亲那样从事教育的想法儿的。“知识改变命运”，他后来更深刻地领悟了，并以此为题拍摄了专题教育节目。他告慰父亲的方式之一就是捐助公益事业，在大陆，最为称道的是建设汕头大学和附属医院。他在汕头大学先后捐助20亿元，尽管这所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大学至今在学术方面、在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上并无可观。李嘉诚对教育的认知促使他以父亲的姿态来监督弟妹的学业，同时自己也学习不辍。但是，李嘉诚在刚刚成为企业主之初的“小富即安”或转业想法并没有影响他后来事业的扩大。在当时的香港，竞争迫使企业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才能生存下去，近乎自然的要求使得李嘉诚最初的想法不自觉地消失。李嘉诚进入塑胶行业仍然是一个模仿者，年轻和善于思考使得他敢于尝试新事物，发现并生产塑胶花使得他很快在行业中树立了领袖地位，并为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这种求新本身也会改变他的初衷。

　　对李嘉诚来说，很容易发现，如果不把读书作为一种做人的方式（立言），如果只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工具、手段，那么职业已无分别，重要的是从知识中获得内在的自信和外在的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和做事（立德和立功）。

　　我们的传统以为“太上有三不朽”，其上为立德，其次为立功，其次为立言。其实，德也就在功和言中。做人，他已在绝境的拼搏中感受到人的自由。在他所处的香港，个人在归属感上的受限和无能为力（父亲和儿时教育给予他的家国情怀至此已苍茫无限），使得对个人最具挑战最有诱惑最有机会的是市场，这是生命力量实现的最好地方。这也许是李嘉诚被逼入市场上发现别有洞天，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多种需要，而终扎根于市场的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李嘉诚何以在商场上拼搏了一辈子，何以终生如此勤勉。李嘉诚曾总结说，一为挑战自我，一为让股东满意。在身份认同不太紧要的香港，他对自我实现的要求更为强烈，他要在自创的王国里的成功也极为强烈，那里有着对一种共同体和个体价值感受的真实情怀。

　　那也是东西方文明、资本、社会的聚焦之地。香港的幸运在于，它在冷战的岁月里，在一种动荡然而又基础稳固的条件下，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华人群体。香港的50年，其社会环境有如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不断持续创造性的社会变迁。这种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环境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力一旦发扬，成就是惊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无以突破，却给了行政、经济领域无限的机会。

　　尽管李嘉诚们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尚无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从事加工企业与全球性的政治动荡相关就不用说了。从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在1967～69年收购了不少廉价地产；7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曾经吃过共产党苦头的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