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我前往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戏剧导演。1978年，在一次留学生的聚会上，我遇见了同样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林惠嘉。初次见面，我就被这个笑声爽朗的女孩深深吸引了。这次聚会之后，我主动约她看一场网球赛，那时我的个性非常腼腆安静，开朗的惠嘉竟很爽快地答应了。

通过相互了解我才知道，这个自信爱笑的女孩很了不起，自小非常聪明，台大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跟惠嘉在一起，安静的我好像找到知音一般，总有说不完的话。

1983年，恋爱五年之后，我和惠嘉在纽约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我在纽约大学念电影系，妻子在伊利诺伊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聚少离多，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记得那时候我每次临走前总会做好一冰箱丰盛的食物留给妻子，也总是随身携带着妻子的照片。妻子对我们分居两地的家庭生活概括为：我的温厚，搭配她的能干；我的感性遇上了她的理性，就好像一座天平，为这个家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平衡点。

在此期间，大儿子李涵、小儿子李淳相继出世。妻子是个性非常独立的女性，自己能做的事从不麻烦别人。大儿子出生时，她半夜感觉羊水破了，于是自己开着快没油的汽车到医院生孩子，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或亲友时，她说不用了，医护人员还以为她是弃妇。我第二天赶回伊利诺伊时才知道自己当了爸爸。

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以后，我并没有一帆风顺地开始拍片生涯，相反却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悲惨境地。大约六年时间里，我都失业在家，主要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在外工作，养家糊口。现在想想，那时的家有点像“母系社会”，妻子天天外出上班挣钱，我在家带孩子，练习厨艺，当“煮饭公”。

在六年的等待中，我每天除了大量阅读、大量看片、埋头写剧本以外，还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到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一起兴奋地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回家”，这一幕至今想起来仍觉得很温馨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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