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在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我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而1958年则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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