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伊上校的政变原来广受基层欢迎，而且他一面倒亲美，政权起始并不失礼。但多伊政权的失败，在于他一下子废除行之有效百多年的精英政治结构，而找不到解决社会隔阂问题的替补方案。当然，旧式精英政治常沦为“裙带资本主义”，造成贪污和贫富悬殊，但新政府更糟，因它一方面甚至不能将贪污建立成制度，另一方面又找不到民主和“多数人的暴政”之间的平衡，令利比里亚人不知怎样才算是社会阶梯，是为典型的转型期阵痛。继而当权的独裁总统泰勒又是残杀成性，他们的案例，可被解读为非洲“反精英主义”的破产。

　　生长于贫民区的韦亚深受贫民欢迎，不单是因为什么人民力量、明星效应，而是他代表一条“后精英”道路。这条路代表了当地人对西方设计的世界阶级观念的抗拒，但又承认出人头地必须融入西方设计的全球体系。韦亚的球技，象征了两者的结合。韦亚无疑有使命感，可以是一位称职的精神领袖，但他的个人成就，不可能建构一个更符合利比里亚国情的新阶级。正如菲律宾演员埃斯特拉达靠罗宾汉形象当选总统，当时民众期望这是菲佣和旧精英以外的第三道路，但他因为贪污，令仅有的浪漫化为乌有。贪污并非关键：除非韦亚能效法偶像南非总统曼德拉甘于当一个虚君，否则就算清廉似水，身旁也难免出现裙带分子，自我建构一个其实不存在的“后精英”阶层。结果，利比里亚选民选择了哈佛毕业的传统精英当总统，但韦亚的“后精英”潜能，已被非洲学者广泛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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