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二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他就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荣智健的父亲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荣智健首先凭那笔本钱，和两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器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荣智健所占股本也由初时的三分之一，后渐增为60%。

对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电子厂的生产程度并不复杂，他发觉困难在于市场的开拓和财务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人际关系。但他知难而进，任电子厂总经理，由于他洞悉国内本行业的市场行情，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都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前景是十分可喜。

这个工厂后来让一家美国电子公司高价收购。荣智健于是用电子厂赚得的钱，在美国搞了一项创业投资。

1982年，荣智健出卖爱卡赚得5600多万港元。在他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们那样，做出让世人震惊的伟业出来，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并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荣智健又与几位原来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荣智健的搭档Michael feuer、林铭博士等都是全美著名的软件专家，负责公司的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荣智健本人则个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最初投资大约是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占有6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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