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什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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