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认识上的严重滞后。一个重要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到了该反哺农业的时候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一般是20多年以后就开始反哺农业，日本、韩国都是这样。而我们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还在大量地向农民索取。我国的城乡差距这些年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是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使得城乡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一个是通过农民工。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2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按当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这样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万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的不平等不等价交换，农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

    另一个渠道是通过征地。全国征地所得一年好几千个亿，哪个地区征地越多，富得也越快。这就使得城乡之间本来就很大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的束缚问题，我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就远不能得到解决。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特别是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改革乡镇现有的行政体制包括财政体制，逐步缓解乡镇一级负债累累、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

    特别是，要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定，天下定。虽然我国政府一再重申现有土地承包制度不变，但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有人建议实行土地国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再不变更。农民可以转让自己承包的土地给别人耕种，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另外，还有人建议把宅基地还给农民。现在农民的宅基地属于集体，农民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抵押。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解决“三农”问题，只靠发文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还应该有一个专门而明确的机构来具体领导和指挥。为此，有人建议不妨恢复农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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