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客对中国有成见

　　奥运会政治化的种种议题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实质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些年随着中国融合进世界体系，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在不同的领域也在不断表现出来，如贸易、人权、民主、环保等等，但所有这些冲突都不及这次在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上表现得充分。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方的一些势力为了围堵中国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表明西方不能接受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只要崛起中的中国和西方所想象的中国有差异，那么，这个中国就是西方难以接受的，这个中国也是西方会竭力围堵的。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的不择手段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市场？在海内外中国人强烈抗议西方媒体的时候，西方社会对此好像并没有很大的反应。这绝对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对媒体的不择手段已经习以为常那样简单。

　　西方社会对此冷漠背后的主要根源在于整个西方自认为在和中国的交往中，自己处于一个道德优越的位置。“道德优越”证明了西方“不择手段”的合理性。

　　实际上，这是西方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从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义到伊拉克占领，西方都是用道德优越来论证其合理性的。但问题是，西方的这种“道德优越”感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的感觉罢了。往往为了论证其行为的合理性，西方诉诸于把对方“妖魔化”的手段。

　　西藏问题就是这样。西藏独立话语的确立本来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创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方的一些势力不断把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西藏政策妖魔化。

　　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么少数藏人无论怎样的行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的和反汉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话语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努力就成为了“镇压”，而少数藏人的打砸抢就成为了“反抗”。

　　这种话语不仅主导着西方媒体，而且也主导着西方的政界。实际上，西方大多数的公共并不认同并且反对把奥运会政治化。把奥运会政治化的是很小一部分人。但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除了这些人具有高度组织性外，西方一些政客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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