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第一次是1月份在日本发行300亿日元公募债券；第二次是8月份在香港发行3亿港币公募债券；第三次是9月份在联邦德国发行1亿5000万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第三次是12月份在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条件都很好。

1990年12月，上海黄浦江畔敲响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张的铜锣，被视为“资本主义”特产的股票引进了中国，作为现代社会“朝阳无烟囱业”的证券业在中国蓬勃展开。从现在看，当时中信发行海外债券，是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吃螃蟹”的举动。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凭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凭部等。

由于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公司勇于创新，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业务发展十分迅速，至1986年底，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公司还先后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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