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翰海在沈阳举行了一场拍卖会，辽宁省4位副省长莅临现场剪彩开幕。不过实际操办人是董国强，拍卖货源由他的私人公司和翰海共同组织。拍卖前董国强把秦公从床上拉起来，来到现场刚拍到第10号，秦公说：“我回去睡觉了，以后全都这样了。”“就值2万元的东西都能拍出5万、8万元的价钱。可能一幅画在北京5万元买的，到当地一拍就是10万元。”董国强说。 

　　这种市场维持了两年左右，再做下去当地的古玩商人没法做生意，因为一个地方的买家就几个人，几场类似的拍卖下来无异于涸泽而渔。而且市场也逐渐地透明，地域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暴利很快就不存在了。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严重依赖港澳台地区买家的内地拍卖市场委靡下来。2000年，秦公猝逝于工作岗位，董国强在几年时间里坐吃山不空，在家里看着他收藏的几十件齐白石作品独自把玩，对外是收藏家，还做着“画贩子”生意。

    　拍卖市场再次火暴是从2004年“非典”后，匡时拍卖公司成立于2005年，成立时正值行情上升，拍卖公司数量急剧增加。“我有个朋友，说有批瓷器想出手。我说你可以送拍卖公司。他说‘不用，我成立一个拍卖公司自己拍’。

 
 
　　我说‘你呀，养了一群兔子就想开个动物园’。把拍卖公司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一次拍卖一拍几个亿，买卖双方各收10%手续，成本就是印个图册、租个酒店。”这是董国强描述的2005年的行情。这一轮小行情在2006春季达到顶峰之后，2006秋季拍卖会明显少于春季，也许有一些拍卖公司在开张一次之后就要关张了。

　　实际上拍卖公司可以算是一个金融公司，开公司选择合作伙伴，资金实力会决定拍卖公司的成败。“一个新的拍卖公司，缺少社会知名度。虽然业内人知道我，但是从生意的角度，我能不能拍好，社会买家对我有没有信心，他们是将信将疑的。还有一些海外收藏家，对国内缺少信心，所以征集作品的时候，就需要一定资金给他们信心，预付一部分资金。比如说一幅作品你觉得能拍200万，我先付30万、50万，甚至100万。”董国强说。

　　预付在拍卖行很普遍，却是无法上台面来说的潜规则。当竞争对手对一件拍品看法差不多的时候，预付金能决定成败。

　　还有就是垫付。一场拍卖结束后，一般合同里都规定拍卖后35天之内付款。但是中国没有一家拍卖公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两个月付款的就算好客人，”老董说。还有竞拍成交后，有客人实在临时资金紧张，为了维护委托方的关系，拍卖公司只能先给他垫付资金。最糟糕的情况是拍卖公司成为一轮拍卖的最终买主，不但没有收入，还要搭上一大笔资金沉淀下来。因此一个成规模的拍卖公司，需要几千万元的流动资金来应对可能遇到的问题。

　　经过几轮灰色、朦胧市场下来的董国强现身来到拍卖公司的前台，面对的还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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