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是一家中国企业，而企业又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管理会受社会、民族和文化观念的影响。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当中，还可以看到很深的传统文化烙印。

　　“我很佩服曾国藩为人处事的态度，”李东生指出。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有很深的研究，他在创建湘军打败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其亲身经历给了现代人很多启迪。

　　他说：“曾国藩非常好学，做事非常坚毅，也很有社会责任感。他能够凝聚一个团队，执行中又没有书生气，而是务实地操作。他能洞察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能够把握如何把事情做成功的方法。另外，我也佩服他对世界创新潮流有很好的把握，非常感叹他的那种超前的远见。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识的人。”

　　李东生指出，第一批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是曾国藩向清政府力保和力荐派出去的，第一个中国现代机器制造局是曾国藩创立的。“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从旧教育体系过来的人，完全没有接触过国外的东西，却能够想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前途是改革开放。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他也可以说是尽心竭力。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是挺大的。”

　　谈到TCL理想的管理模式，李东生说，任何一个企业都要适应它所在国家和社会的环境，不同国家的管理模式都带有本民族的、社会的和传统文化的烙印和影响，中国企业也不例外。

建立全球竞争力

　　另一方面，世界在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企业要持续成功，建立全球竞争力，就必须兼收并蓄，认真研究以西方工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管理观念和方法。

　　“但是，中国的企业管理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本土，立足自己的文化观念，立足于员工和管理团队的知识、价值观和能力与水平，以此来设定我们的管理方式。”

　　李东生说，企业的变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管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企业的管理观念和文化不断反思和建立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变革创新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1996年我当总裁的时候，管理层里我的年纪最小，‘官’却最大。今年我49岁，在管理团队里年纪已经最大。我想这很正常。一个企业必须要不断地有新生代，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

　　李东生平时喜爱读书，甚至武侠小说也都看，但最喜欢的还是历史人物传记。他说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透，任何比较大的事件，只要谈起来，他都有一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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