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什么也没说，但她写道“大街上那些满地打滚讨吃讨喝的残疾的人们呢？我迟早还不是和他(她)们一样吗，甚至比他(她)们还要惨。就算有残障院，能有人像父母那样照顾我吗？单单就女孩生理上的反应就可以令照顾我们的人感到难以忍受和厌恶，何谈长久呢？”

    她在文章里写到过她的一个表哥，也是瘫痪在床上，母亲去世后，他只能在父亲出门的时候被锁在家里，靠坑头的硬饼和冷水活着，在那篇文章里她详细地写到了他死的时候的情景。

    在那种恐惧下，2003年，她曾经5天没吃饭。她妈妈说：“她说我赶紧走吧。我趴在她的床前哭了3天3夜，她看我难过的样子，才开始吃饭。”

    从那之后，她想到安乐死：“我想在我还能坐立、语言还没有丧失之前，申请安乐死，并把身体上能用的器官，遗体都捐献给国家进行医疗研究。”

    “不成功就饿死自己”

    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能有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

    “因为这不仅仅解决了我一个人的痛苦，还有跟我一样或是比我更痛苦更无奈的人，也就会解脱了。”

    有人问过她：“如果这次找宁夏全国人大代表或是安乐死立法失败了怎么办？”她说：“只要电脑不坏，只要网吧还能进，只要手指还能动，我就决不放弃。”如果还不行呢？她说她会想办法死，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饿死，“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活动的能力去用一些器物把自己杀死。”

    2006年8月19日，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爱生命”她说，“但我不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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